在杭州，有一位平凡的老人，20多年来默默收留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流浪儿287人。而这位老人，只是个平凡的下岗工人。
三张大床是家中最大的摆设
在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一幢老式居民楼里，记者见到了被一些媒体称为“中国拉兹之父”的王万林。他年近60，不到1 60米的个子，眉眼间散发着一团和气。王万林正在煮东西，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香味。“好香啊!”记者脱口而出。“这是从人家食堂拿来的鸡头，别人不要的，但煮着吃味道还蛮不错呢!”王万林边说边盛了一大碗鸡头。餐桌上还放着一大碗榨菜，一碗芋艿，一盘肉片，一小碗鸭屁股。“除了榨菜，这些都是从食堂拿来的。”他又指了指墙角的一大堆大白菜和蒜苗说：“那些是我从菜市场批发来的，吃饭的人多，批发便宜。”
趁说话的空隙，记者仔细打量了王万林的家。这是一个标准的两房一厅，50多平方米，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一套餐桌椅将客厅挤得满满当当，只留下很小的过道。墙角还堆了几袋米和杂物。王万林说，半个月前，嘉兴的妹妹生病来杭州治疗，小的一间卧室便让给了她和妹夫住。另一间卧室里并排摆了三张大床，挤得真是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了，现在住着四个流浪儿，王万林自己也挤在这儿。“他们都出去了。”王万林介绍，一个来了2年多，现在在做防盗门促销；两个已在理发店找到了工作；还有一个仍在找工作。“人多的时候只好睡沙发或打地铺了。”王万林笑着摇了摇头。
800多封“家信”是他最大的财富
在王万林的床底下有一个编织袋，里面都是他的“孩子”们的来信，足足有800多封，他说：“烦的时候、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读读这些信是对我最大的安慰。”
就在记者去采访的前一天，王万林收到了一封来自广东的信，“是牛平的信。”王万林把信拿给记者看。当年15岁的牛平出来没找到工作，又饿了两三天，躺在杭州火车站的石凳上睡觉。王万林发现后把他领回了家。牛平在王家一住就住了三年，最后工作没找到，王万林就买了车票让他回家去了。后来牛平听说王万林下岗后，还寄了100元钱过来，被王万林退回去了，“我知道他家很穷，不能拿他的钱。”牛平在信中说，他现在在广东东莞市一家生产电脑的厂找到了工作，在生产线上管控质量，现在生活很好，请王万林放心。
王万林的家是流浪儿的家，有的在这里住三五天，有的一住就是三五年。住得最久的是戴开良，他是从小失去父母的孤儿。王万林把他从街头领回家后，在自己的工作单位某包装材料厂(那时他还没下岗)厂领导的同意下，把他带到单位学了一手过硬的技术。在王万林的潜移默化下，戴开良也变得乐于助人，他用自己的工资帮一位女同事的弟弟交了三年学费，同时也赢得了佳人的芳心。结婚的时候，戴开良一定要王万林去主持婚礼，说王万林就是他的再生之父。
王万林50岁生日这天，没人召集，15个他曾经救助的流浪儿从全国各地赶了过来，还有许多打电话表示要来，但王万林谢绝了。王万林说，他很想念他们，并不希望他们来看他，那样既浪费钱，又浪费时间，他只希望他们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。
287个流浪儿有287个故事
287个流浪儿，就有287个故事。王万林说，这样的故事太多了，说也说不清楚。
墙角一只塑料盆里放着一只猪腿，王万林说：“这是李重庆前两天送给我的。他在我这里住了2年多，我碰到他的时候，他正背着个包，流落街头。他与父亲感情不好就跑出来了，我时常开导他，才把他劝回了家。现在他养了140多头猪，成了养猪专业户，生活过得不错……”
提到袁洪康，王万林说那是1980年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，王万林下班经过艮山门9路车终点站，看见一个小伙子站在车篷下，那时已是晚上11点15分，好管闲事的王万林走了过去，关切地询问他。小伙子叫袁洪康，原想坐9路车转到火车站回海宁，可赶到艮山门时，早已过了末班车的时间。好心的王万林把他带回家，才发现他走路一拐一拐的。袁洪康后来告诉王万林，他是海宁许巷景树村人，因患小儿麻痹症，落下了瘸腿的毛病，家里爸爸死了，只剩下妈妈一个人，他想出来找工作，赡养母亲。袁洪康在王万林家住了八个月，学会了理发的手艺，后来回家就靠理发谋生。慢慢有了积蓄后，袁洪康就买了织布机，现在他已经有了四五台织布机，专织窗帘布。王万林家的窗帘布也是他亲自织了送来的。他总是对王万林说：“现在一听到有人叫我袁老板，我就会想到你，这个老板是你给的，没有你哪会有我的今天!”
碰到王建、周骏、翁群剑是在杭州汽车东站的一家餐馆门口，当时他们正眼巴巴地看着店里的菜肴直咽口水，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的。王万林上前询问，才知道他们都是初二学生，因为考试成绩差，怕被老师、父母批评，就结伴逃到了杭州。王万林将他们带到家里，招待他们吃好后，又从他们口中套出了家庭住址。照着地址，王万林辗转与浙江丽水市灯塔三村联系上，这才知道三人家里都在寻找他们，都快急疯了。王万林给他们买了去丽水的车票，三人到丽水时已是半夜3点多，发现自己家的亲人都着急地在车站等候着……王建在后来给王万林的信中说：“我现在就读于一所职业学院，已经当上了班长，我要好好读书，不辜负您的期望。”
湖州德清的陈文明说：“我怎么也不敢相信，世上会有这么好的人!在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被偷走以后，会遇上这么一个人，让我住到他家，帮我洗衣服，待我像亲生儿子一样。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……”
下岗后靠打零工救济流浪儿
王万林告诉记者，他原来在杭州一家包装材料厂干销售工作，每月有1000多元收入。从1979年开始收留流浪儿后，挣的钱几乎都用在搭救流浪儿身上。自2000年下岗以后，每月就只有298元的下岗费。好在大荣荣美发店的老板娘同情他，就让他在店里帮忙，每月给他几百元工资。就是这么点儿钱，王万林也都基本用到救助那些流浪儿的身上了。
问到他的家庭，王万林说，他曾有过一次婚姻，但因为老婆不能接受他将“问题”孩子带回来，早些年就分手了。王万林最怀念的是妈妈，墙上镜框里那张母亲的黑白遗像，是他的精神支柱。他说，母亲以前常对他说，他们一家解放前逃难时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，才能生存下来，希望他时时不要忘记救助别人。也正因此，母亲在世的时候，一直非常支持他的行为。
王万林告诉记者，他也经常会得到一些好心人的帮助。如大荣荣美发店的老板娘，她对王万林收留的那些流浪儿们总是充满了同情，很多流浪儿的手艺就是在她那儿学会的。还有菜场卖菜的大妈，听他说要养这么多人，每次买菜总给他便宜点。王万林说，有的小孩只要稍拉一把，或许就可以改变他的一生。
王万林说，他救助这些流浪儿，并不是收养他们。他每救助一个流浪儿，基本上都是先问清家庭地址、流落的原因，然后打电话或者写信到当地或他们家里去核实。能回家的，他就给他们买好车票立刻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；一些特殊情况回不去的，他只是暂时让他们留住下来，待他们能够回去了，或者能够自食其力了，就让他们自己生活。王万林现在的心愿就是今后能在小区门口开一个报刊亭，可以继续做好事。
民法专家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表示，王万林的所作所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收养行为，而是属于一种社会慈善行为。王万林纯粹出于同情而救助这类社会弱势群体，这种做法在道德上是很高尚的，应该受到社会的肯定和鼓励。中国现在太缺少民间救助机构了，王万林的行为应该是个良好的开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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